母親一直是人類永恆歌頌的主題，不論是何等人種、不論是何等時空，只要一提起母親，人們就會想到那個面帶微笑、永遠勞作、哪怕面前只有一口水寧願自己渴死也要讓給孩子們喝。那種虛空般博大的胸懷，那種令人歎為觀止的千古絕唱，都在人類的歷史星空下母親的身上一幕幕的上演了。

　而朱啟先生1982年創作的《母親1960》之所以在國際上獲獎，得第一名。在下以為就是寫出了人類的真誠與善良。在文章中，母親生存的環境非常不幸，國際大環境的壓力，國內的饑荒，再加某些人為的因素，造成舉國上下大幅度饑饉現象的發生。那是一個極度艱難困苦的年代，當然會一覽無餘的展示出我們這個古樸民族的人性本質。

　在作者的筆下，真正描寫母親的筆墨其實並不很多，甚至可以說是寥寥數語：“我吃，去拿個胡蘿蔔吧。”胡蘿蔔這是一個病危的人需要補充的營養嗎？顯然不是。

　可是，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裡，能夠吃上胡蘿蔔已經是非常不易了。作者在描寫當時的困境時，可以說是淡墨，但是，淡墨之下是罕見的時代困境的展現與人民生存的縮影。而“我”去偷胡蘿蔔，則是濃情。一個九歲的孩子面對貧病交加的母親，面對連吃一個胡蘿蔔都沒有辦法滿足的生活窘狀，只能鋌而走險去偷。而在偷的過程中，從二狗的抓小偷到二狗的幫小偷，從隊長的嚴防小偷到隊長主動為這個所謂的小偷鏟出幾個胡蘿蔔，無不彰顯了人性的純樸和善良。

　但即使善良的人們又能怎麼樣呢？幫人的二狗終於吃了有毒的野草死亡了，貧病交加的母親雖然吃了幾個煮熟的胡蘿蔔，也仍然在三天后撒手人寰。而這個撒手人寰的母親她的母親還活著，這種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就在那個慘痛的時空裡上演了……

　在這裡，作者什麼也沒有說，把表達對母親的思念和自己的喜怒哀樂都賦予了父母親生存的環境。那是個什麼樣的環境呢？低矮的瓦屋，貧困交加的病危母親，吃沒有吃的，喝沒有喝的，母親的無奈，親人們的痛苦，在作者的筆下寥寥數語表達的淋漓盡致。讀者通過淡淡的筆墨卻感受到了貧困的存在與壓抑的深重，直至能讓人窒息。雖然作者沒有拷問造成這種困窘的社會背景，是誰的責任？但卻把思考留給了讀者。

　筆者作為朱老師的同仁，也寫過一篇故鄉的文章《賈家溝之1976》，但是，滿篇充滿了質疑、憤怒、語言也表達的直白，與朱先生的文章相比，則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　當然，這是題外的話，朱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能夠在華人的世界範圍內產生影響，我想就是他的創作風格所決定的：文中有畫，看似輕描淡寫，實質內容凝重，語言具有張力、穿透力，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。

　總之，一句話，淡墨濃情總相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