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4年1月16日晚間，法務部執行對死刑犯黃麟凱的槍決，這也是繼109年4月翁仁賢後的死刑執行。「死刑」，再次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：它是伸張正義的終極手段，還是暴虐人性的延續？這一行為的象徵與功能，揭示死刑作為刑罰的複雜性，以及人類內心深處的矛盾。

美國文化評論家 蘇珊‧桑塔格（Susan Sontag）曾在其著作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中寫道：「我們感到憐憫，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釀造災痛者的幫兇。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，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為力感。」這段話，顯示我們觀看他人痛苦時的矛盾心理：一方面，我們自認無辜，另一方面，我們以某種形式參與其中，甚至可能從中獲得情感上的釋放與滿足。

死刑是國家刑罰體系中的極端手段，也是對犯罪最嚴厲的譴責。它的存在，彰顯了法律的威嚴與社會的秩序。因此，黃麟凱的死刑執行，似乎旨在向社會表達對於惡行的「零容忍」，並以此平息公眾對重大犯罪案件的不滿與憤怒。然而，死刑的執行時機往往帶有政治性考量，極有可能是用來轉移社會注意力，或平息某些特定事件引發的輿論壓力。

同時，死刑還被視為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的一種「補償」，象徵著法律對受害者的正義回應。然而，這種補償，是否能真正撫平受害者的創傷？或者，死刑僅僅是一種象徵性的安慰？這是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。

人類的天性中，蘊含著暴虐與憐憫的雙重面向。死刑既滿足了公眾對復仇的渴望，也挑動內心深處對他人痛苦的隱秘興趣。正如桑塔格所言，人類在觀看他人受苦時，既能確認自己的無辜，又能感受到自身的無能為力。死刑作為公開展示的儀式，放大了這種矛盾心理–它既是正義的象徵，也是人性暴虐的一種延續。

不可否認的是，適時執行死刑可以在短期內穩定社會情緒，轉移群眾的不滿。然而，這種「穩定」是否只是短暫的止痛劑？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是否因此被掩蓋？死刑執行的存在，是否真正有助於犯罪率的降低，或是只是一種象徵性的威懾？這些問題始終缺乏明確的答案。

另一方面，死刑的不可逆性，確實讓人對司法公正提出更高的要求，但這並不意味著應該廢除死刑。相反，正是因為死刑的嚴肅性與不可逆性，才使其成為一種強有力的警示與約束。死刑並非是對人性的苛責，更不是以暴制暴，而是一種必要的懲罰形式，旨在對那些挑戰法律底線、犯下滔天罪行的行為給予應有的回應。只有如此，才能維護社會的道德秩序，讓所有人明白觸犯底線的代價。

死刑是正義的象徵，並非暴虐的延續。它不僅滿足社會對公平的期望，更是對傷害者明確的懲戒，對潛在犯罪者形成強大的震懾。在面對這樣的刑罰時，情感上的宣洩並非其核心目的，真正重要的是傳遞一種價值觀：當生命價值被惡行肆意踐踏時，法律必須做出果斷回應。死刑的存在，不僅是在伸張正義，更是為了警示社會，防止更多傷天害理之事的發生。